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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系列解读⑮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 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作者：辛翔飞 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始终是建设农业强国的头等大事”,“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现阶段，主产区在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中的根基性地位愈加凸显，但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尤其是粮食生产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对于夯实我国粮食安全根基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我国粮食安全保障对主产区依存度显著升高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我国粮食产销区域格局发生了重大历史性变化，主要特征是：主销区粮食自给水平显著降低，产销平衡区粮食产需缺口持续加大，主产区成为我国粮食安全保障的主体支撑。以当年全国人均粮食产量为自给标准计算，1978-2021年主销区粮食自给率由93.57%降至19.91%，粮食产需缺口由297万吨增至11800万吨；产销平衡区粮食自给率由87.29%降至78.40%，粮食产需缺口由851万吨增至3200万吨；主产区粮食自给率由106.65%升至139.33%，商品粮调出数量由1280万吨增至15000万吨。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巨大的粮食产需缺口均高度依赖于主产区的生产供给。

　　主产区经济社会及粮食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困境

　　多年来，虽然国家不断加大对主产区发展的支持力度，但由于粮食生产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低，主产区大多数省份仍处于“粮食大省、经济穷省”的窘况之中。较为突出的表现在：一是经济发展相对滞后。1980-2020年，主产区GDP增长204.14倍，成就显著，但明显低于主销区286.66倍和产销平衡区234.96倍的GDP增幅。二是地方财政收入增长偏慢。自1994年税收制度改革至2020年，主产区地方财政收入增长38.64倍，明显低于主销区48.49倍和产销平衡区42.20倍的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三是地方财政支出能力偏弱。1994-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能力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均显著扩大。1994年主产区财政人均支出水平为269.3元，比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分别低337.0元和32.6元；2020年主产区人均财政支出增长至13477.8元，但与主销区和产销平衡区的差距分别扩大到4022.0元和2686.8元。四是粮食生产促进农民收入增长的功能弱化。改革开放后，在国家政策支持下，粮食生产发展在农民收入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促进作用。2010年，主产区13个省份中有6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后，受国内外粮价倒挂冲击，粮食生产的增收作用减弱。2020年，主产区中仅有山东、辽宁、江苏三个省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黑龙江、吉林、河北等产粮大省的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转变为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五是人口吸引力偏弱。1980-2020年，主产区人口增长了29.01%，明显低于主销区103.20%和产销平衡区43.64%的人口增幅。尤其是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主产区人口的大量流出，劳动能力较强的中青年人口和男性人口占比下降，劳动力较弱的老龄人口和妇女留守人口占比增加。上述方面问题的存在，均不同程度影响着主产区粮食生产可持续发展根基的稳固，亟须通过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加以解决。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思路

　　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应加强顶层设计，明晰政策目标，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加大补偿力度，完善补偿保障机制。

　　加强顶层设计。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涉及中央和地方、主产区和非主产区、生产和消费、市场与政府等方方面面，需坚持一体设计、统筹协调、综合推进，确保政令一致，防止顾此失彼或政策内耗。

　　明晰政策目标。从国家粮食安全利益、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利益和区域生态利益等多维度综合评估主产区粮食生产的贡献价值，坚持贡献与补偿相匹配、补偿与粮食根基巩固相适应的原则，确立明晰的政策目标和时限，力戒将“合理补偿”“尽快实现”类政策原则虚化为政策目标。

　　健全中央和地方共同承担机制。现阶段，仅靠中央财政难以实现让主产区种粮不吃亏、得实惠的目标，必须建立由中央和受益地区共同负责的补偿机制。在补偿总体目标确定下，明晰划分中央财政和受益地区各方应承担的补偿责任。对于中央财政所承担部分，由国家通过健全资金保障机制，确保补偿资金足额到位。同时，对存在粮食产需缺口的地区，由国家按受益规模确定补偿标准和统一归集补偿资金，按贡献度对主产区进行补偿。

　　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主产区粮食生产根基的巩固，以及其经济社会发展滞后状况的改变，既要靠利益补偿机制“输血”，也要靠其经济提速增效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国家应在健全主产区利益补偿机制的同时，加大力度健全主产区经济发展助推机制。一是支持主产区率先建成农业强省。鼓励主产区加强现代农业建设，进一步夯实粮食生产根基，并利用粮食等农产品生产优势，加快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做强产业链，提升价值链，在建设农业强国中走在前列。二是支持主产区加快经济转型升级。鼓励主产区“弯道超车”，抢占新技术应用制高点，大力发展节地节水高效集约的现代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后发优势。三是支持主产区提升现代基础设施建设水平。加大对主产区现代基础设施体系建设的支持力度，增强区域发展吸引力和竞争力。

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北京1月11日电 题：多地警方开出首张反诈罚单 中国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中新社记者 郭超凯

　　反电信网络诈骗法施行以来，近期上海、沈阳、韶关等中国多地警方纷纷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电诈犯罪活动形成强有力震慑，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

　　多地开出首张反诈行政罚单

　　加大惩治力度，填补以往打击治理电诈工作中行政处罚措施的缺位，正是反电诈法的亮点之一。

　　去年12月1日，反电诈法正式实施当天，广东韶关公安便对为电诈分子架设通信设备的嫌疑人黄某，开出新法施行后广东省首张反诈行政罚单，对黄某处以没收违法所得6000元(人民币，下同)、罚款1.2万元的处理。截至12月17日，广东警方共适用新法行政处罚633人。

　　连日来，多地警方纷纷开出当地首张反诈行政罚单：上海警方对3名为电诈团伙搭建涉诈话务窝点的“90后”开出首份罚单；山东潍坊警方对一起非法出借电话卡案件开出1万元罚单；辽宁沈阳警方处罚为电诈团伙提供微信账号的刘某，打响了当地反诈行政处罚“第一枪”……

　　记者梳理发现，各地警方开出的行政罚单，主要针对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或者为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帮助但尚不构成犯罪的，非法制造、买卖、使用GOIP、猫池等软件设备或是非法买卖、出租、出借电话卡、银行账户、支付账户和互联网账号等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活动提供支持或帮助的，以及提供实名核验帮助和假冒身份开卡开户等违法行为。

　　山东潍坊青州市公安局反电信网络诈骗大队中队长庞伟告诉中新社记者，警方的行政罚单不仅针对为电诈活动提供帮助的行为，也会针对那些情节轻微尚不构成犯罪的组织、策划、实施、参与电诈活动的违法人员。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教授袁彬表示，电信网络诈骗是财产性违法犯罪，震慑电信网络诈骗团伙必然要提高其违法成本、降低其犯罪收益。开具行政罚单、提高罚款的倍比，有助于更好地处罚违法犯罪，并通过提高违法成本，扼杀他们从事电诈的念头。

　　填补“漏洞”，全链条打击电诈

　　2022年前11个月，全国共破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39.1万起，同比上升5.7%，抓获犯罪嫌疑人数同比上升64.4%。近年来，电信网络诈骗已成为案发较多、上升较快、民众反映较强烈的犯罪类型，呈现出“产业化分布、集团化运作、精细化分工、跨境式布局”的特点。

　　多年来，电诈产业已衍生出一条完整的黑灰产业链，从上游为电诈团伙提供技术工具、收集个人信息等，到中游实施诈骗，再到下游利用支付通道“洗白”资金，涉及电信、金融、互联网等多个行业。

　　反电诈法施行前，公安机关在打击电诈过程中存在法律衔接不足的问题，若违法犯罪行为未达到刑事处罚标准，公安机关往往只能将涉案人员教育后释放。比如，被电诈分子雇佣来“洗钱”的“卡农”，以往只要涉案金额不高，“卡农”就很难被惩处；反电诈法实施后，这个“漏洞”终于被堵上。

　　庞伟指出，反电诈法在打击惩治电诈犯罪及关联犯罪的刑事责任方面，与刑法的规定相衔接；尚不构成犯罪的行为，可以依照该法相关规定作出行政处罚。

　　在外界看来，反电诈法的出台，让各部门的反诈工作有法可依，更在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和惩戒措施方面，对电诈犯罪分子进行“量身定制”的惩处。

　　事实上，除了对境内电诈重拳出击以外，这部“小切口”的法律也为打击跨境电诈提供法律支撑。

　　随着打击力度持续加大，电诈犯罪在国内生存空间被大大挤压，不少电诈犯罪团伙已经转移到境外。这一变化进一步加大了警方打击的难度和成本。

　　对此，反电诈法专门作出规定：对前往电信网络诈骗活动严重地区的人员，出境活动存在重大涉电信网络诈骗活动嫌疑的，移民管理机构可以决定不准其出境；国务院公安部门等会同外交部门加强国际执法司法合作。这为公安机关等相关部门打击治理跨国电信网络诈骗提供了重要法律依据。

　　在庞伟看来，反电诈法将公安机关在反诈工作中形成的一些制度和做法上升为法律规定，夯实了各方责任，让警方打击治理和防范工作更加有法可依，为全链条纵深打击电诈以及上下游关联违法犯罪方面提供根本的法律保证，起到良好的惩治效果。(完)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